沉痛悼念朱光亚老院长

我们悼念朱光亚老院长，追思他在科学界做出的杰出的贡献。他病了以后我去看过他两次，第一次他还认识我，双手合十，但是因为插着管子不能说话。第二次，上午10点30分医院正式宣布，他走了，我到的时候是10点14分，虽然还有呼吸，但是只有微弱的心率。我和他的家属一起，还有政协的领导和总装的领导一起送他走完了他光辉的人生。
　　光亚同志是我的长辈，是我的师长之辈，我们专业不同，直接交往并不多，但是他在我心目中是一位非常爱护年轻人的长者，也是一位爱国奉献、非常淡泊名利的科技工作者。我和他面对面的个人谈话只有三次。
　　第一次，是筹备在上海开一次工程院的院士会议，同时进行科技报告，但是很不巧，我因椎间盘撕裂，住在医院里，躺在病床上做牵引术不能动。那是 1996年的国庆节，他通过市委告诉我，要到医院看我，亲自给我发院士证书，因为我不能去市政府参加颁证会。当时我躺在病床上，让光亚院长专门来医院我不敢当，就让市委转告，请他不要来了，让秘书长代领一下。朱光亚同志坚持要来华东医院，当时我很狼狈，“五花大绑”在床，腿部用 120公斤重锤牵引，因为首先要把脊柱拉开，才可以进一步治疗，他进来以后非常关切地摸一摸我的手，亲手把院士证交到我手里，慈祥、微笑地看着我，使我非常感动。
　　这么有名的一个科学家、领导人，对后辈是这么爱护，当时医院不知道我还能不能站起来，正要进行多科会诊，没能多交谈，他只是嘱咐我好好休息，我表示衷心的感谢。
　　第二次，是我调到北京，到了工程院，工程院宋健院长接待了我，详细介绍了院里的情况，我就想到要去看看朱院长，让光亚同志给我一些指点，怎么做好这个工作。大家都知道他是工程院的奠基人，在他的手里制订了各种工程院的规章制度，使得工程院的运作，既有民主又严格遵循工作程序。约好了以后，我就到总装科技委去了。那天正好科技委有会，临时停了一下，当时钱绍钧院士、卢锡城院士等许多我熟识的院士都在那里。那天给我的印象特别深，会见就在他那阳光明媚、面向北海的办公室。我简单向他报告，我已来报到，应该怎么着手工作，请他指点。当时光亚同志只是微笑着看着我不说话，大概有好几分钟，不说话，看着我点头笑笑，钱绍钧同志就讲了光亚同志当时在工程院讲过的，或者提出过的一些重要意见。内容是关于工程院应该怎么样发挥院士集体的作用，就国家发展中的战略性、宏观性问题和工程科技的发展问题开展咨询。因为他们正在开会，中间停了20分钟左右来接待我，我不能打扰他们太久。因为其他几位讲话的时候，他都不断地点头，他是赞成的。最后我问光亚同志，您还有什么指点，他摇摇头，我说你们还要开会，我就告辞了，以后再来请教。等我站起来要离开他办公室的时候，他也站起来，坚持要送我到电梯口，我就觉得很不好意思，我说你们到会议室开会吧。就在这段路，他跟我讲，工程院最重要的是要坚持院士标准，把好入口关，因为前面的人都是讲咨询，发挥作用，后面他讲的这句话就非常关键，可以说语重心长。我回来后在党组里作了传达，我自己的体会是工程院院士只有是符合院士标准的，有真才实学的，有丰富的工程技术经验，有深邃学术造诣的人才可能在咨询工作里面发挥作用，这是工程院作为荣誉性和咨询性学术机构的根本保证。光亚同志话不多，但是讲的都是非常关键的话，他是能够抓住关键的。
　　第三次，李政道先生回国，中科院物理所要宴请他，李政道先生的父辈在上海有一所房子，他们当时希望回购这所房子，在有关部门的支持和协调下，我给他解决了。他临时知道我也到北京了，就提出请我一起去。就在中关村物理所招待所吃饭，并不是什么豪华的地方。原来没有我的席卡，就临时加个座位，光亚同志拉我坐在旁边。我很巧坐在李政道先生和朱光亚同志之间。李政道侃侃而谈，主要谈对撞机的情况，整个吃饭过程当中，光亚同志没有插话，只是静静地听，其他的同志，包括物理所的同志因有业务合作讲话比较多。当饭局快要结束的时候，光亚同志突然拉着我的胳膊问我：“你在西南联大附小是哪一个校区？”我很奇怪，他当时在西南联大是助教，帮助教授辅导物理系的课，和我们附小并无关系，显然他是看过我写的院士自述，里面讲到我小学在哪里念，我说我在五华山校区，他说属于文科分校区，不是理工科的校区。他就问了我，你们当时小学的校长是谁，我就告诉他，我们校长姓张，他说他是我的同学。我觉得光亚同志给我的印象，他是一个言语不多，但是很用心思的人，他对我们每一个院士的情况，虽然平时接触不多，但是他了解得很细。
　　我任院长8年，每年都给光亚老院长拜年，他总是等在那里含笑欢迎致谢，他的夫人许老师和孩子则和我们亲切交谈，后几年他虽然腿脚不便，但坚持要送到门口。从光亚同志身上我充分体会到中国知识分子谦虚、谨慎、平易近人的风格。
　　我们今天追思老院长，我希望我们工程院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，学习光亚同志不声张不张扬，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做出贡献。